近来，偶尔看到一些水平不高的戏，总要想想病根在哪里？我看在于有些作者不大重视生活是艺术的源泉这一原理，不大尊重生活的真实。

    关于新编历史剧，十年动乱前曾讨论过。我记得有一点是大家比较一致的看法，即原有的传统剧目可少作整理剪裁，甚至有的仍存其旧；至于新编的历史剧，则要尽可能符合历史的真实。可见，对今人，胡编滥造不得；对古人，也得力求大体真实。当然，如果把写真实强调得过分，不承认艺术作品允许入情入理的虚构，对于作者提炼素材进行艺术创作也是一种束缚，问题在于如何处理得恰当。

    李世民及其“贞观之治”，史家们简直象对《三字经》、《百家姓》一样熟悉。六十年代初，党中央领导人还曾把魏征的谏唐太宗《十思疏》发给全党作为学习材料，可见这段历史有其可借鉴之处。

    马少波同志的历史剧《明镜记》写的是贞观五年时李世民和魏征的一段故事，我看就好。好在哪里？我想：第一，它大体符合历史事实；第二，它对当前社会风气来说，很对景，现在提倡讲真理，不讲面子，掉脑袋也不出卖良心，对党风，社会风气的健康发展，很有好处；第三，它告诉人们，要学学李世民，即使不能从谏如流，起码也该有点羞恶之心。剧中长孙皇后说得好：“求谏易，纳谏不易，说到做到更不易，进谏，就更难了。”她唱到：“妾与陛下结发夫妇义重情笃，每进言候颜色，尚不敢轻启齿、多唐突，况在臣下礼隔情疏。”要象李世民那样，经过几个反复，发现自己的失误，终于感到魏征不但不讨厌，反而显得“妩媚可爱”，那可不容易。当然，你也别太死心眼。李世民说这话和“殷鉴不远”很有关系。就是隋大帝国失败得那么悲惨，是他亲身所历，亲眼所见。不然，他也不会那样虚怀纳谏，把原本是对头的魏征当作心腹，也根本谈不到“唐宗三谏”。

    但《明镜记》就完全拘泥于史实么？就没有必要的艺术虚构吗？也有，比如九成宫宫人过洧川县，和大将军李靖争住官舍，李世民怒责李靖，王珪的事，史书上虽有简略记载，但剧中赐笛、断笛、审笛等戏剧性情节就是作者创造。魏征获罪于李世民，圣命见召，不敢望生还，离家之时，妻儿牵衣涕泣，襟锈尽湿。李世民知此情深为感动，史书上并无记载。作者却在这里着力刻画，写了50句的大唱段，情真意挚，使观众为之动容。李世民在贞观十几年之后，近酒色，信神仙，崇佛道，远贤臣，当然程度比历代皇帝都轻得多。这戏写的是贞观五年的事，情况还没发展到这么严重，还能听几句逆鳞的话，我看可以这么写。至于长孙后采桑养蚕这些细节，不一定要求史料根据。岂止养蚕呢，，长孙后还曾命宫人把衣裳下部去一截以崇尚节俭呢！清朝道光皇帝还曾提倡大官僚穿得破破烂烂象叫花子才好呢！这些事，第一，可能是事实；第二，可能修史立传时有点溢美；第三，即使如此，也无关大体。

    越调，我过去听过，一听，很好听，高亢有气势。申凤梅演得老练、纵容。她演王帽戏功力深，不象有些人的王帽戏，蹦蹦跳跳，没有章法。

    我想说什么呢？一句老话：干文艺就得老老实实，投机取巧或以次充好不行。文艺的生命力在于合情合理、真实感人。艺术虚构是必要的，但不能随心所欲，胡编一通。我看《明镜记》是出好戏，好就好在它力求符合历史真实，对今天有教育意义，又能使人得到美的欣赏的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