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修文先生是我国当代杰出的民族音乐大师，中国广播民族乐团作曲、首席指挥，中央广播民族管弦乐团创始人之一，中国民族管弦乐学会奠基人之一。他一生为推动民族音乐的发展和传承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执棒43年，多以民间音乐、戏曲音乐为素材，创作改编近500首作品。早在普及革命样板戏的年代，就与河南省越调剧团（原周口地区越调剧团）结下了深情厚谊和不解的情缘。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追忆他39年前协助我团排演《红灯记》（以下简称《红》剧）的情景时，笔者深感遗憾，未亲自目睹他那大家风范和高超的技艺，但时常耳濡他执棒的诸多轶事。今整理片段也是本人一次学习、提高的过程。

     在那特殊的年代，剧团领导为对《红》剧排演重视起见，调动了多方力量，力求对“学样板不走样”的严格要求，特别是对乐队要求按照样板戏中西混合乐队编制来演奏，这对地方戏来说有一定的难度，更重要的是缺少配器和指挥高手。为了聘请这方面的人才，时任该团的导演罗云（现任河南戏曲研究院一级导演）夜不能寐，十分着急。经多方寻访，得知中国广播民族乐团作曲兼指挥彭修文先生是位音乐大家，现在河南淮阳曹河“五七”干校锻炼，罗导欣喜万分，请示上级领导后，带上介绍信便马不停蹄的来到干校，找到军代表说明来意。军代表非常为难，因彭修文是“黑权威”，干校对他管制严格，不得外出。罗导讲了众多理由，费了不少口舌，他们勉强同意来团协助工作，并作了几条边工作边改造的指示。当罗导把请到彭修文先生的消息告诉团领导和同志们后，大家欣喜若狂，盼望这位民乐大师早日到来。待夏收秋种忙完，彭修文在一个雷雨交加的中午，背着更换衣物，身着雨衣徒步二十多里来到剧团。因干校有指示，剧团不敢举行欢迎仪式，仅做碗捞面条为其充饥。《红》剧排练全面展开，他向申凤梅、罗导、陈家训（一级作曲）等主创人员了解了越调剧种的风格特色，演员的演唱方法，乐队编制及导演的总体布局。得知饰演李奶奶的是刚被“解放”出来的申凤梅，曾为周总理演出并得到赞赏时，异常激动。他对申凤梅说：“你可是个大家啊！与你合作我非常高兴。是我学习戏曲音乐的一次好机会，弘扬优秀民族文化是咱们共同的责任。”申凤梅却风趣的说：“我是一个唱戏的，什么大家，我常在家。”在场的人员都笑了起来，简单的几句话，他已于越调艺术紧密的联系在一起了。他认为：“越调剧种源远流长，地域性广，群众基础好，其唱腔的真腔（大本嗓）演唱，不仅高亢激越，洒脱大气，又质朴委婉，适合排演《红》剧，李玉和、李奶奶、铁梅的唱腔至关重要，虽是地方戏，在符合样板戏审美需求的同时，要不失剧种风格，以剧情人物为准则，依情行腔尤为重要。乐队要在民乐基础上，增加西洋管弦乐器，烘托舞台气氛，在主旋律的基础上加强和声的运用，但要突出“伴”字，依情而伴，用音乐渲染剧情，刻画人物形象，达到该剧的艺术效果。”彭修文先生的一席话，使大家实为佩服，认为这次罗导请到了“真神”，增强了排好《红》剧的信心。

     彭修文先生生活简朴，平易近人，工作一丝不苟，在研究主旋律的曲谱时，发现有不符合剧情、人物个性的唱腔，他亲自找作曲、演员虚心征求意见进行调整。达到共识后再写配器。因剧团条件差，天气炎热，既没空调又没电扇，他在创作时总是身着短裤背心，手持一把破扇，一条毛巾，一盆凉水为其去凉。不分昼夜的工作着。导演、作曲不忍心他这么劳累，劝他不要熬夜要注意身体，他却一笑了之。有天他胃病复发，罗导本想为他改善伙食，可他决意不要照顾，依然坚持夜以继日地赶写配器，从未耽误排练进程。他这种为艺术执着追求的精神，全团演职员深受感动。

     在进行练乐时，乐队遇到困难，因平时没接触过总谱，抄谱就找不到地方。有的乐手一人兼两三件乐器很不习惯，而他却不厌其烦的耐心辅导，充分发挥每件乐器的性能和作用。一个音符，一个符点也不放过。讲剧情做启发，一个乐句或乐段能练十几遍，一段唱腔练几天。休息时乐手们向他请教演奏、配器、和声等方面的知识，他总是态度和蔼耐心讲解：“音乐是诉说人们的听觉艺术，对于乐器的运用不在于多少，而在于选择的准确、处理妥当与否，通过音乐营造剧情氛围，去触动人们的心灵感应”。他的一席话使乐手们从理论上丰富了音乐知识，实践中提高了伴奏水平。他对吹笙的演奏员讲，笙与天幕的作用一样，不同的场景，不同的天幕效果呈现，演员在不同的情绪下进行表演。用笙演奏的和弦衬托着不同乐器的演奏，达到音乐属性的统一和饱满的和声效果。由于彭老师的民乐底蕴丰厚，配器手法新颖，指挥技术娴熟，作曲章法严谨，演奏起来虽有难度，但乐手们非常乐意接受和努力练习，30多个乐手在他那魅力无穷、洒脱自如的指挥下，时起时伏，错落有致，仿佛沉浸在音乐的海洋里。而演员无形中受到感染，唱起来舒展带劲，每次练乐结束大家都报以热烈的掌声，而他总是谦虚的躬身致谢。

     彭修文先生不但对乐队要求严格，对演员更是如此。特别是饰演李奶奶、李玉和、铁梅的演员感触颇深。申凤梅在“闹工潮”唱段中难度很大，以前她所饰演的角色由自己定腔，有一定的随意性，这段戏从旋律到配器，节奏相当严谨，她很不适应，有时多一拍或少一拍，音符唱的不够准确，而彭老师双手击拍，耐心的一遍遍教唱，申凤梅感到老唱不对有些着急，彭老师却鼓励他，并谦虚的说：“我这样写把你的风格给打乱了，实在不好意思”。而申凤梅却说：“我的风格是从剧情而来，你是按剧情来写，为了剧情、为了人物，为了发展越调音乐，我10遍不行唱20遍，20遍不行唱30遍，总得学会的”。这两位艺术家对戏曲事业的执着追求精神使在场人员倍受感动。该剧上演后，申凤梅每当唱到这段戏时，观众都报以雷鸣般的掌声。在掌声面前，她谦虚的说：“这都是老彭对我严格要求的结果。”越调传承人何全志每每谈到《红》剧排演情景时忘情的说：“想起《红灯记》就想起彭修文，想起彭修文就想起《红灯记》。我演李玉和的成功，特别是唱腔水平的提高与老彭对我的帮助，辅导是分不开的。在《雄心壮志冲云天》这一核心唱段，从主旋律到配器他下了很大的功夫，他从不因循守旧，死搬硬套，而是大胆创新把京剧的【回龙】揉进越调【慢板】中，强化节奏、速度、强弱对比，使旋律跌宕起伏，甩腔激昂悠长，既新颖又不失越调风格。”饰演铁梅的演员任志玲（现任河南省豫剧一团导演）更是感慨万分：“像彭修文这样的音乐大师，对一个地方戏那么关爱，对一个小演员那么认真、耐心辅导，实为少见。他要求我演好铁梅这一革命后代人物，要从三段戏的情节着手。一是“听罢奶奶说红灯”，要唱一个“猜”字。二是“爹爹留下无价宝”，要唱一个“颂”字。三是“提起日寇心肺炸”，要唱一个“恨”字。通过三段不同情绪的演唱，成功的塑造铁梅这一革命后代为继承先烈遗志，决心跟党走，解放全中国这一鲜明的艺术形象，至今使我难以忘怀他对我的关爱和帮助。

    《红》剧排练近半年，在周口连演数十场，场场爆满，得到专家、领导以及群众高度赞扬，尤其是30多人的乐队在彭老师的指挥下，激情澎湃，气势夺人，为全剧的成功增了光添了彩。而彭老师却为《红》剧尽心尽力，吃苦受累，为乐队演奏、演员演唱的水平提高付出了辛勤的汗水。他那一丝不苟，谦虚和蔼，乐与奉献的工作作风和认真严谨的创作态度，着实令人敬佩。申凤梅老师曾说：“老彭与我们团的友情，是建立在民族音乐的基础上，你们搞作曲的，不但要学习他的作曲技术，更要学习他的艺德，在工作中像他那样虚心，耐心方能进步，到啥时候不能忘记这位民族音乐大师与我们团的友情和不解的情缘。”当彭修文先生返回“五七”干校时，全团人员自发前来送行，依依不舍，有罗云、陈家训等骑自行车把他送到住地。后来，为答谢中央广播事业局“五七”干校对剧团的支持和帮助，专程到干校慰问演出《红》剧，军代表、局领导、民乐团领导接见了演员，对彭修文边工作边改造的成绩很满意。民乐团的老师们说：“你们请老彭真的请对了，乐队能提高、质量有保证，他还能重操旧艺，为你们出把力，真实两全其美。”此话一出，大家都笑了起来。

     中央广播事业局，“五七”干校撤回北京后，剧团仍与彭修文保持联系。凡在音乐创作上遇到困难总是向他求教，而他都给予热情关照和人力支持。1975年全国部分省、自治区移植样板戏北京调演，我团由罗云执导《龙江颂》“闸上风云”一场，代表河南晋京参赛。导演、作曲、主要演员深感责任重大，联名写信邀请彭修文二度出山，为该戏调整音乐和配器。经他的润色，演出获得极大成功，并得到北京专家和同仁的高度赞扬，他亲临剧场表示祝贺。

     1979年，禁锢多年的传统戏得以恢复，北京电影制片厂汪洋厂长让著名导演陈怀皑为越调大师申凤梅拍摄彩色戏曲电影《诸葛亮吊孝》。申凤梅高度重视，并委派作曲陈家训进京邀请彭修文再度出山。对朋友以诚相待是彭修文先生人生特有的气质，弘扬优秀民族文化是他毕生的追求。他放下手头的工作，欣然接受电影《诸葛亮吊孝》的音乐创作，重新写了片头、片尾及有关音乐和全部配器，以民乐团为主，组成60多人的民族乐队，当全部录音合成后，导演陈怀皑称道：“整个音乐唱腔很有气势，似大江东去一泻千里，恢宏壮阔。”汪洋厂长满意的对申凤梅说：“音乐丰富多彩，优美动听，又不失越调风格，凤梅可以放心了。”在1982年至1995年间，申凤梅三次率团晋京演出《明镜记》、《吵闹亲家》、《七擒孟获》他都亲临剧场观看，并对剧团的发展和他倡导的乐队编制以及演奏水平的不断提高而高兴。每次晋京演出陈家训老师都要带领我们登门拜访、探望这位德高望重的民乐大师，并合影留念。多年来，本团作曲在学习彭修文大师创作的越调音乐作品中受益非浅。自1995年以来，曾在河南省历届戏剧大赛中获音乐奖、优秀音乐奖、配器奖、伴奏奖及国家音乐奖。

     彭修文先生一生勤勉，建树丰伟，把一生心血献给民族音乐的事业，奠定了他在中国音乐史上的崇高地位。20多年来，河南省越调剧团从慕名寻访到与彭修文先生艺术合作建立了友情，并结下了不解的情缘，他为越调音乐注入了新的元素，开拓了视野，极大的丰富了越调音乐的表现力，使地方戏走向戏曲现代化迈出了坚实的步伐，为河南越调事业的创新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一代民乐大师对越调戏的关爱和支持，将铭记在越调人的心中，永世不忘。